就在要击败对手的时候，居然出现这样的事，让印道红感觉到人生的变幻莫测。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这件事如果公开，对手肯定可以借机利用，大肆宣传，把齐文长的副省长候选人剥夺。

    想到这，印道红有些焦急。向谌省长作了汇报，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他决定安排齐市长和谌省长见一次面。

    齐文长说：“省长，我感觉连市长都胜任不了，更不用说副省长了，我？”

    谌省长眼睛一瞪，说：“你不做？你当时小孩子过家家啊？”他逼视着齐文长，眼里放出挑衅的眼光。“再说了，你不做，我不做，他不做，都让那些乌龟王八蛋做？那我问你，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建设，怎么去发展？”

    被谌省长掰开揉碎又说了一番之后，齐文长确实觉得自己太斯文太软弱了。但他还是不喜欢那种疾风暴雨式残酷无情的政治生活。他嗫嚅着说：“看来，我确实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谌省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谁天生是一个当官的料？我一直读到高中，都不敢在生人面前讲话，见到督导官就躲着走。后来怎么样？九九八一难，就这么过来了。小平同志是当官的料？四川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娃子，文化不高，个子又小，陈读秀做总书记的时候，他还在刻蜡纸。结果怎样？成了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打倒几次就爬起来你几次，他要梅这个狠气，没这个韧劲，能有这后二十年的风光？”

    齐文长想了想，又把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毫无保留地告讲给了谌省长。

    谌省长听了，又感慨又温厚地看着齐文长，说：“文长啊，我确实没有看错你，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人，有良知的人——”说着，谌省长竟然溢出了泪花，“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可惜啊，我们社会中这样的勇者太少了。你能自责，能不安，这就够了。你还想怎么样？把自己送进牢房？你那时有多大？”

    齐文长想了想，说：“十六岁。”

    谌省长幸灾乐祸地一笑，说：“你看，判刑？年龄不够，再说，追诉期也过了。虽然，报纸上报道也有过了追诉期被追诉的，但性质截然不容。文格刚爆发的那年，有个姓杨的医生被疑为探子，当时的群众武装组织成员指派谢某，用麻绳将其勒死。为了埋尸方便，谢某用锄头将其尸体捣断，后埋入坑中。这个案子发生在文格时期，虽然事发于当时风行的群众武斗并非个人恩怨，但谢某不同，他的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其社会危害性依然存在，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产生其它严重后果。虽然早过了20年的追诉期，但仍然要追诉，这彰显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正义。可是，你的不同。那种时候，向你这样大的孩子，有几个不干这些事情呢？他们的红色司令要他们干，我们所有的教育部门要他们去干，上级政府部门要他们去干，他们能不干吗？我都被踢断两根肋骨呢，至今还留有后遗症。而我的孩子，又在外边打架打伤了人。唉，哪个有办法来算清这笔账？当时，党和政府为了安定，为了长治久安，对文格时期红卫兵发生的这类事情，用向前看的政策处理，你又何必再去承担责任？”

    齐文长说：“我的父亲也被打过，正因为这样，我才要去承担责任。要不然，我再也没有资格去职责别人，甚至没有资格去指责今天的那些罪犯们。”

    谌省长听罢，沉思良久，站起身来，一边活动筋骨，一边在宽大而又简洁的办公室里转圈儿。突然，他停住脚步，面带愠色，一字一顿地说：“文长同志，实际后果是，你说出来，你就更没有资格了，连原来的资格都没有了。而那些不说的人，却比你更有资格。”

    谌省长转了几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缓缓地说：“说实话，这些你安类，很好见到你这样的干部了。你让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那时，恨不得自己是通体透明的，有一点脏污，都会自责自怨，痛苦得不得了！那时，我没有经济来源，常常饥一餐饱一顿，东一宿西一晚的。我身上有时会有一点党的经费，用于应急。我不管怎样，我都没动过一分一毛。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带着部队解放海川市后，躺在铺上，睡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我问道远远飘来熟食物的香气。忍了很久，我还是爬起来，在一个燃着油灯的小摊上吃了两大碗混沌和六个肉包子，还买了一包香烟，花去了小半块银元。而这小半块银元是公家的钱。这一餐吃完后，等于把自己的道德良心也吃掉了半块。事后，我是又委屈又痛苦，只骂自己：为革命作了那么多牺牲，那么多贡献，就这么栽在这小半块银元上！后来审干的时候，我把这件事作为革命者改造思想的例子说了好几次，才得以解脱。后来，在文格中，我从大字报上看到，好几个职务比我高得多的革命者，都有侵吞公款的事，那数目比我大得多，他们却从来没有说过。其中一个，还是审干时的领导。”谌省长说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这时，齐文长突然发现，这个温良敦厚慈眉善目的小老头，竟然是一个无比睿智凌厉的长者。难怪，那些恨他的人背后喊他老头子。

    见齐文长在认真听，谌省长进一步说：“你想想，大几十年来，颠颠倒倒黑黑白白，有几个敢说自己一世清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干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从红军整肃AB团起，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除非你是桃花园中的人，谁都难免做几件甚至更多的伤天害理的事。官当得越大，伤害的人就可能越多。庐山会议整彭老总，往死里整，至今有几个人出来说说。其实，我跟你说，我也整过人，在我的笔下划的幼派，就划了好几百。大多是那些知名人士，这当中额也有自杀的，离了婚的，发了神经病的——这当中，有些是上面要我划的，有些是我看着不顺眼的——我就不知道这事罪孽深重？我就不知道这事越往后推越要挨子孙后代骂？我也想过，像你这样，对自己来一次自我大清洗，将当初那些人集合起来，想所有受了冤屈的人说清实情，脱帽谢罪，请求原谅。在我死后，让他们能够说，这个小老头，还算条汉子，敢做刚当。可这事能做吗？要说能做，只有毛爷爷他老人家能做。抢救运动，搞得太过头了，将家集合起来，脱帽赔礼，说声对不起，一风吹了。我能做吗？我做了，其他人怎么办？不是将他们凉在了台上？这个校长女儿的文章是厉害，看起来温情脉脉，其实是点到了死穴。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我的文长同志！”

    经谌省长这么一点拨，齐文长近乎要豁然开朗了。但在最后一刻，他终于保持不住。盯着小老头世事洞明的那一对浊眼，他忍不住说：“能永远隐下去吗？”

    谌省长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讲现世的，没有彼岸，也不求来生。康声怎么样？谢富治怎么样？现在都是一堆臭狗屎可是，他们当初死的的时候，不是享尽了盖世风光？两眼一闭，你们后来说什么？关我屁事，今天一些风光的人难道就保日后不挨骂？”

    齐文长说：“我想求来世，起码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能说：这个老爸，还是条汉子。”

    谌省长叹了口气，说：“我说这些，是要你做些牺牲的，甚至包括牺牲你女儿对你的信任和评价。为了我们的事业，光明磊落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境界，我何尝不想如此？但是，人是复杂的，社会更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当前，为了把我们的江北建设好，我们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勇气。要是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像圣徒一样跟自己的失误和罪过过不去，那么，我们还能剩下几个人，还谈什么今天的稳定也是明天的进步？这是一个大难题，从不老实到老实，是一个境界。再从老实到不老实，又是新的境界。文长啊，在我来之前，你就是市长了。拿他们的话说，你不是我这个山头的，不应该来提拔你。可是，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你的能力。现在的江北，需要大量你这样的官啊！所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你要能把持自己，犯糊涂啊！”

    谌省长的话，让齐文长有点糊涂又有点清醒。他想了想，说：“谌省长，容我好好想一想。”

    谌省长点了点头，说：“你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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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副省长候选人，因为德常市市委书记杨柏松涉嫌犯罪，提前出局，剩下的两个人自然胜出，担任江北省副省长。这个结局，让喻国和很不舒服。虽然杨柏松罪有应得，可毕竟是被对手打败，这滋味不好受。

    通过这个时间，谌省长发现印道红有过人之处，懂得哪个时候退哪个时候退，是个官场操盘手，自然更加信任他。

    印道红已经感知到了，他很为这种信任高兴。见时机成熟，他拿着那张张红剑写得申请贷款的报告，请谌省长签字。谌省长只略略看了看，便签了字，还说：“这个烟厂是我省的纳税大户，要好好扶持。”

    印道红拿着这个申请报告，看了下，见谌省长把报告批给了省人民银行行长徐放，心头窃喜。他急忙打电话告知刘小平，问他接下来怎么办。

    刘小平说，这个报告不能给烟厂，到了他那里，那这钱就出不来了。

    印道红说：“那我怎么处理？总不至于要我自己去办这个事吧。”

    刘小平想了想，说：“你交给我去办吧。”

    于是，印道红就让刘小平拿着批件去办贷款。徐放接过报告，见上面有省长的批文，便细细看了看。他看着省长的批示，想了半天，搞不清谌省长怎么把这么一大笔钱给批了。见他犹豫，刘小平试探着说：“徐行长，你是不是怀疑省长签字笔迹的真假？”

    徐放说：“刘主任，你多虑了，我是在想，打报告的是海川市卷烟厂，送批文来的却是租赁公司的？”

    刘小平愣了一下，说：“这个简单啊，卷烟厂的重大设备，一般都是通过我们租赁公司购买。我帮他们争取到了外汇额度，这个贷款自然是我来办理了了。”

    徐放说：“这个，这个还是不符合财金制度，谁申请，谁负责，这是基本规矩。刘主任，对不住了，这个钱我还是得批给海川市卷烟厂，要不然，我交不了差。”

    反正这钱得我经手，管他批给谁。想到这，刘小平不在坚持。于是，徐放提起笔，把呈报单位的租赁公司，改为海川市卷烟厂。看到报告上的数字为5000万，他一下子愣住了。当行长三年了，他还没签过这么大数字的贷款。

    见他犹豫，刘小平不焦急，装作很随便的样子，坐到一旁，拿出手机，给印道红去了条短信，告知他情况。接到短信，印道红回复：别急，我来沟通。

    过了一会，行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徐放拎起话筒，说：“我是徐放，请问你是哪位？哦，是省府的印大秘书，请问有何贵干？”

    印道红很严肃地说：“许行长，这笔款主要是用于支持海川市卷烟厂的，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要尽快想办法，谌省长还等着我回话呢。”

    印道红抬出省长谌建伟，徐放哪敢怠慢，急忙表态说：“印大秘书，你放心，这事我肯定帮你办好，肯定帮您办好。”放下话筒，他脸带微笑，提起笔，把这笔款如数批给了海川市卷烟厂。有省长担着，他怕什么？

    本来，这笔钱批给租赁公司才好运作，可以以短期融资券的办法贷款。可是，徐放把这笔钱批给了海川市卷烟厂，不是批给江北租赁公司，刘小平想要直接把这笔钱拿到手，还得费点周折。

    为了沟通好，刘小平找了个时间，直接去海川市找张红剑磋商。其实，张红剑对这个事一点也不了解。因为他写了申请报告后，根本没指望能批下来。数额太大，肯定没戏，所以过后他就忘了。没想到一个月之后，这事居然有了眉目，而且钱都到了烟厂的账上，这让张红剑大吃一惊，不想这事是真的。

    两个人找了个隐蔽地方，好好地谈了这事。听刘小平说要把贷款给他，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办的，与张红剑无光。张红剑听了，当然不同意，说：“这个申请报告是我打的，怎么能说于我无关？我承认，时候我没有做任何事，可我的面子在啊！如果没有我的面子和我烟厂的实力，谌省长会同意？许行长会同意？”

    被张红剑这么一说，刘小平不好说什么了。见做不通张红剑的工作，他只得告辞，回省城告诉印道红，要他亲自出马，才有可能摆平。

    印道红听了，皱了皱眉。面对这样大的蛋糕，谁都会动心，更何况张红剑那样的势利小人？想什么法子，让张红剑主动让出既得利益而又没有想法呢？突然，他想到了张红剑的年龄。想起实习的时候，张红剑就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从实习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照这样算来，张红剑应该是六十花甲的人了。按照政策，年龄达到六十岁的正处级干部，得退居二线。如果我能帮他想办法，延迟退休的时间，让他过足官瘾，他应该会退让的。

    想到这，印道红拨通张红剑的手机，说：“表叔，我呢，小印啊。”

    张红剑当然知道他打电话的目的，装糊涂说：“哦，印大秘书，是不是想抽包好烟了？如果想的话，我要你露姐给你送来？”

    印道红笑了笑，说：“我最想抽好烟，也不敢要露姐给我送呢。我是说，张叔快过生日了，做侄子的想表达表达一下敬意，送您一份生日礼物呢。”

    张红剑愣了一下，说：“我的生日要年底呢，你着什么急？”

    印道红说：“生日要年底过，礼物可以提前送嘛。要是到年底才送礼物给您，我担心没意义了。”

    见他说得神秘，张红剑禁不住问道：“小印啊，什么礼物，这么重要？”

    印道红说：“您在海川市工作了近二十年，由技术员到副厂长，再到厂长，让濒临倒闭的烟厂起死回生，慢慢做大做强，成为我们江北省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谌省长惦记得很呢。只是我感觉，好像就谌省长常常提起您，其他省领导貌似不关心啊。”

    张红剑马上就要满六十岁了，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可他有恋栈之心，舍不得厂长一职，甚至还想再爬，当个海川市烟草局局长之类的官。这个想法，很多人知道，早就传开了。这是张红剑的心病，他感觉自己一点没老，是六十岁的人四十岁的心三十岁的身体，想再为烟厂做贡献。在烟厂奋斗了大半辈子，谁想离开？听印道红这么一说，他不无伤感地说：“是啊，交税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这个烟厂，交了税，他们就忘了我这个厂长张红剑。”

    印道红说：“谌省长不同，他惦记着呢。如果我提前送份礼物，以谌省长的名义，说给您提前祝五十五岁生日，那您接不接受呢？”

    什么，以谌省长的名义，提前祝五十五岁生日？也就是说，至少我还可以在厂长位置上干五年。听到这个喜讯，张红剑连声说：“小印，如果有这份礼物，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我斗胆接了。”

    印道红说：“既然表叔喜欢，那我就开始准备了。不过，表叔，我得提醒您，我能有今天，可是吴大哥的帮助啊。没有他的提携，那有我印道红的出头之日。现在他辞职下海了，急需资金，我又不好跟你来借，就想了个帮他筹集资金的法子，你总不至于不支持吧？”

    张红剑当然听懂意思，忙说：“小印，你放心，我肯定一分不留地拨给租赁公司，让小平去处理。说实在话，没有你的电话，我不放心呢。这下好了，我就不用担心了。”

    就这样，张红剑不再坚持，同意以海川市烟厂名义贷款，然后转给江北租赁公司办。很快，江北省人民银行，把5000万贷款汇入了江北租赁办的账户。刘小平用这5000万元名义上按市场价格给烟厂换了500万美元的外汇。但是，外汇额度的兑换比例是6:1，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只花了3000万元，剩下的2000万元就是他们可以支配的差价利润。

    这可是2000万啊！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的印道红兴奋了。斧头打凿，凿打木。这一环套一环地敲打，还不是凭了权力这把利斧？这一次，他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权力的魔力。当小平给他报喜讯的时候，他掩饰不住激动，说：“小平啊，我真正感知到了，原来权力就是金钱，现在给我1000万，我也不换我这个省长秘书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