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商人是个很奇怪的群体，自古以来，就很为政治家们所鄙夷。有人做过一个诛心的结论：这是成王败寇的产物。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主流政治是以孔圣人的言行为评价标准的，而孔圣人公开标准就是“吾从周！”周灭商，首先从道德层面彻底否定了商，而商的文化是商人文化的结晶。孔子成为万世师表，“重农抑商”也是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饿死不经商”曾经作为士大夫骨气的一部分，严格把商人隔离于政治之外，始于秦始皇，当然这和秦灭六国的时代背景分不开，六国和秦都利用商人身份大行间谍之道，李斯利用商人身份作掩护，大肆向六国进行间谍渗透，行贿公侯，颠覆政权，加上文信侯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贾人货，与贾人国，引发了秦始皇对商人的极大警觉，分批分批的把商人从中原远冲巴蜀，流放桂林、象郡；到了汉朝，每次政权更迭，商人首当其冲。典型的例子是皇陵修好，大举迁徙商人为皇帝守陵-----商人必须生活在市场中，把商人集中起来迁徙到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一是从财富上没收，二是从生计上绝根；但是，商人这种生存方式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这种最古老的职业，一旦有牟利的机会，就会像雨后春笋般繁衍复兴，应该说，让商人生生不息的要感谢强悍的游牧民族，一旦汉人入主正统，商人往往难免被籍没的命运。从明代开始锁国以来，海外贸易往往被冠以流寇、倭寇，士农工商，商人再有钱，也属社会末流，清末民初，中国饱受西方“重商主义”掠夺，主流社会对商人是又恨又防，建国后，商人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几乎被消灭殆尽，牟利行为被作为投机倒把施以严厉打击，只是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向钱看，商人从此有了身份，从工商联，到政协，再到人大代表，商人也可以活的跟人一样。

    因此，中国的商人从一开始就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小到贩夫走卒，大到股份集团、跨国公司，一有机会，无不自觉向政治体制内的人效忠输诚，惟其如此，得以苟延残喘。试看官僚阶层，哪怕是一个村长，村支书，都敢叫嚣“夜夜做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进而横行乡里；而你企业做得再大，随便一个记者，一个派出所协警，一个工商所主任，一个税务员都有可能让你锒铛入狱，商人巴结官员，不仅仅是求财，更多时候是求存。

    所以，商人信奉“民不和官斗”，学会应付大小官员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必修课。

    刘锦辉这个市委书记在北京的体制内，的确不算个芝麻粒儿，但在体制之外，却怎么也算一颗大葱！所以当刘锦辉向商人发出邀请，主动交往时，难免就有亿万富翁自报家门，投怀送抱！无奈刘锦辉的心思只在煤上，所以，够格被刘锦辉“翻牌子”看上眼的，只有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的几家煤业集团。当刘锦辉带着几家煤业老总浩浩荡荡从北京回来时，牵头负责煤电的梁金龙自然复出，魏平均、张社教紧随其后，在市电视台反复亮相。白天，魏平均、张社教带着老总们考察煤矿，研讨发展规划，夜晚，老总们回到省城，下榻于梁金龙的会所。

    这时的梁金龙自然无暇见柳子明，着急的柳子明审时度势，召集一帮战友进入一级战备，研究战略部署，很快弄清了一个大致的脉络，要想在煤上发财，煤矿把区区三亿元已经不当盘菜，但是煤炭储运这一块，还是大有可为的！和凭实力把持目前储运的蒋友仁他们不同，柳子明要玩儿虚的，玩儿资本运作，他精心设计了一条大胆的计划。

    柳子明在葫芦峪找到了正在探看风水的窦烈山，扬言自己要赞助巴彦大师建一处练功的地方。柳子明真正的想法是按照从符延河那儿学来的招数，借着煤炭，来一次空手套白狼!

    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递枕头，想娘家人孩子的舅舅就来了！窦烈山想弄一个发挥专长的场所，就有人提着钱来帮忙！

    话说，巴彦原名叫汪卫东，早在未成年就被传说有特异功能，是个神童，专治疑难杂症，吸引了不少农村老太太，走村串巷，能够胡吃海喝，在乡文化馆当专干的窦烈山凭死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只好替报社当通讯员写稿子，赚些外快，平时一篇稿子，最多只有八十块钱的稿费。汪卫东的事迹，吸引了窦烈山的注意，窦烈山不甘心仅仅从报社拿那么一点稿费，就打汪卫东的主意，要求汪卫东管他吃喝，他给汪卫东搞一个人物专访，将来能登报，汪卫东再给窦烈山五百元。好在汪卫东也需要窦烈山宣传，两人一拍即合。窦烈山也的确卖力，花了一个礼拜，写出的人物专访在县报登了一个专版，窦烈山拿了二百元稿费不说，县报社主编还亲自召见了窦烈山，让窦烈山把汪卫东请来，给自己治风手脚麻木。

    汪卫东见到报社主编，问明了病情，见主编家院子有一株大槐树，就说主编的病是大槐树吸走了人的阳气，要主编每天背靠大树，撞击大树一百下，把阳气要回来。机关干部平时坐办公室的时候多，缺乏锻炼，血脉不畅，这主编从此练“靠树功”，一个月不到，神清目朗，手脚麻木症状自然消失，当然感激窦烈山和汪卫东，把窦烈山从县文化馆调到了报社，给汪卫东在城关镇找了一处门面，让他坐诊看病。

    汪卫东自知城关不比农村，科技文化传播得快；坐诊不比游走，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事儿就跑，没有那么容易。

    要让城里人放弃医院，来求一个文化不高的孩子治病，难度有些高，和窦烈山一合计，赶着全国流行的气功热，办起了气功培训班。有了主编的现身说法，窦烈山的大力推介，汪卫东的气功班很快在县城各机关招收了一大批学员，每天早上六点，县直机关干部集中在尽管幼儿园随巴彦闻鸡起舞，窦烈山专管学员登记注册数钱。等法轮功闹事，上面取缔聚众练功的时候，窦烈山已经接了报社主编的班，出任县宣传部副部长了。

    汪卫东的气功班暂时收手，钱却积累的相当可观，就把自己将来寄托在窦烈山的仕途上，鼓动窦烈山花钱买进步，窦烈山自然不忘一起打拼的兄弟，直言对汪卫东要求文化包装，最后选择了远赴青藏高原拜师学艺，等汪卫东觉得自己已经能把自己的气功用藏传密宗宣讲的头头是道的时候，就重新回到依然是市委党校校长的窦烈山身边，蛰伏起来，寻找时机，谋求联手干出一番更大的事情。这时的汪卫东已经有了一个民族的名字，叫巴彦。

    窦烈山给刘锦辉推荐巴彦，治好了符延河，让窦烈山、巴彦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气功大师成功的秘诀，就是要增强神秘感，庄严感，权威感，如何实现这些，搞舆论出身的窦烈山亲自带领风水堪舆先生们翻山涉水，起到了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功效，虚的有了，就差宝刹庄严，法相宏大了，柳子明毛遂自荐，窦烈山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自然退居幕后，由商人出面出面就是大搞迷信，也抓不到窦烈山任何把柄。

    事不宜迟！窦烈山和柳子明一合计，当下谈妥了分成方案，直接收购度假村，挂起“藏传密宗养生馆”的牌子，把各种方士招收为第一批学员，制定宣传导向对窦烈山是轻车熟路，这些学员的作用就是散布“藏传密宗养生”和巴彦大师的各种轶闻传奇。

    刘锦辉从北京带回了煤业集团老总，窦烈山觉得自己的复兴计划已经水到渠成，就打电话给巴彦，让他回来弘扬“藏传密宗养生”功法。巴彦得意地给窦烈山讲了自己在京城的见闻，结识的达官显贵，窦烈山一想，底下的风水先生怎么造势，也比不上北京来的一个官员，就像农村再怎么跑断腿，比不上报社主编一句话。

    世事就是这样，到底是鸡先生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转来转去都是轮回。窦烈山得罪不起刘锦辉，刘锦辉得罪不起符延河，但是，窦烈山能做巴彦的主，巴彦拿得住符延河。刘锦辉在北京都等不到符延河，窦烈山一个电话，就能让巴彦把符延河带回来！更何况，符延河到处用在英国留学学到的西方科学解释巴彦的功力超群呢！

    按下符延河带人回来崇拜巴彦不提，柳子明和窦烈山一起就在“藏传密宗养生馆”内部，搞起了煤炭基金私募，窦烈山把巴彦在京和官员的的合影留念摆放的到处都是，有这么大来头的后台做背景，柳子明搞私募，规定仅限于科级以上干部，最少五十万，后来操作起来，发现这规定纯属多余，能来“藏传密宗养生馆”的，接受巴彦大师授功的对象，哪个是平头百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