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吉华书记的紧急求援下，火车站的王站长及时搞到了让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何月红晚上七点四十分南下广州的四张车票。
　　这天下午姚吉华书刚好去市里开一个工作汇报会，汇报会结束后他没有急着回镇里，而是特意去了火车站等候姚大江他们的到来。
　　姚书记到火车站时，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都还没到站，只是何月红一人站在候车室门口，望着广场前的那条马路，她是按照姚书记安排，为掩人耳目而提前到站等候其他三人到来的。
　　何月红看见姚吉华书记在广场边停放着自行车，就立即过来跟姚书记打招呼：“姚书记他们三人还没来呢！”
　　姚书记抬头一看是何月红，便又低下头去为自己的自行车上锁，他边锁着自行车边说：“也该快来了。”
　　他锁上自行车，欲往行李房方向的那条弄堂走去，没走上几步，又回过头来跟何月红说：“我先去王站长这边坐一下，等下他们来了之后，你就叫上他们一起到古越街的那家东风饭店里吃晚饭。”
　　何喜富本来也打算来火车站为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何月红送行，并为他们请上一餐晚饭，是姚书记阻止了他的这一行动，姚书记阻止何喜富送行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姚吉华书记没上何喜富为去广州的四人送行，何喜富就特地去镇公共汽车站为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三人送行，去镇上之前，何喜富特地拿出家里藏着的，何紫娜从广州搞来的两条三五牌外烟交给何梦根，他要何梦根带上，到时他们三位男人分着抽。
　　他还一再嘱咐何梦根：“到那边后，就让姚大江他们多递递烟，多说说情，尽量把珍珠要回来，真的无法要回来的话，那怕八折七折的价也得要回来，告诉他们，要真是没收了，死的是一家，害的是六十几户农家啊！”说这话的时候，何喜富两只眼睛是红红的、湿湿的。
　　何梦根本想说，你已遇上这么大之祸了，还送香烟干什么，这烟我们自己会买，但又怕自己说出这话之后，何喜富的两颗眼泪就会“扑通”地落下来。
　　何梦根不想让何喜富更伤心，就很快收回了自己想说的这句话，并连忙改口说：“好好好，这事我一定办好，你也不用担心，这次有组织出面去谈，那边也不一定会一点面子也不给，你就在家里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但愿如此！”听何梦根这么一说，何喜富的嘴角边也露出了一丝丝笑影。
　　从何梦根家出来，何喜富跟何梦根一起大模大样地去汽车停靠站等去镇上的公共汽车。
　　何喜富说是为去广州的三人送行，其实也没说上什么客气或感激的话，只不过是陪他们坐了一阵从镇公共汽车站到诸北村的那一段路程。
　　他们乘坐的当天诸北镇进城的末班车，三人坐上公共汽车时，何喜富紧接着也走进了汽车，姚大江见何喜富也上了车，就连忙问何喜富：“你也去火车站，姚书记不是让你别去吗？”
　　何喜富贴近姚大江的耳朵轻轻地说：“我总也得回到诸北村去呀。”
　　在汽车里，姚大江跟魏贤桥坐在前一排，何喜富跟何梦根一起坐在姚大江和魏贤桥坐着的后一排，汽车行驶的途中，大家都没多说话，只是何喜富时不时地拍拍姚大江、魏贤桥的肩膀，并把头倾斜到他们的耳边轻轻地重复着说：“拜托了，一切都在不言中。”
　　姚大江、魏贤桥也都没说上一句话，他们在何喜富每一次拍他们肩膀时，都是转过头来朝何喜富看看，并用手掌扶摸着何喜富去拍他们肩膀的那只手。
　　这场景也让何梦根看得心里酸酸的，没别的办法，他只得有意识地把目光转移到窗外去。
　　姚大江一行三人到火车站时已过下午五点了，何月红早在广场前的那条马路边等着，一见到他们就说：“姚书记叫我们快点去古越街的东风饭店吃晚餐，他跟王站长已在那里等我们了。”
　　古越街的东风饭店离火车站也很近，步行过去也只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
　　姚书记跟王站长早已坐在包厢里聊天，见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何月红一行四人到来，姚书记连忙叫过服务员说：“快给我们上菜，他们还急着赶火车呢。”
　　其实，姚书记早已吩咐过服务员，要他们提前准备好菜，所以他这么一说，服务员很快把菜上了，姚书记指着桌上的菜说：“菜没多少丰盛，只为大家送个行，说是送行，其实也是趁着何喜富不在场的时候再关照一下，希望大家想尽一切办法，付出最大的努力，把何喜富的损失降到最低，这也算是我对你们的重托了。”
　　王站长也就插了话：“听姚书记这么一说，眼前这四位去广州的同志压力就大了，这事我有点明白，要想把被公安没收了的东西拿出来是没那么容易的。”
　　姚书记摇摇头说：“是啊，我也是缓兵之计，这事如果一时没个措施，这几天让何喜富怎么过日子啊，所以他今天要来送行，我就没让他来送，因为他一来，我这重话、真话没法在你们面前讲了。”
　　“姚书记照你说的，这次我干爹干妈他们还是凶多吉少了啊？”何月红吃惊又难过地问姚吉华书记。
　　姚书记摇摇头说：“到底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事已至此，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何喜富在诸北村停靠站下车后，本想去西泌湖蚌塘交待几件事，但走了步路后感觉到吃不消走路了，便回转身径直往家里走去。
　　在外面跑来跑去还感觉不到有多少累，但到了家里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空荡荡、冷冰冰，忧伤加疲惫一起袭上心头，他干脆关上门，躺在床上睡了起来。
　　但是，睡上床上，静静闭上眼睛的只是一息息时间，以后就再无睡意了，他满脑子想着这次姚书记派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三人去广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何喜富明白那边不可能像本地的工商、公安那样，给去说情的干部多少面子，广州离诸北这么远，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也用不着留下多少面子，这笔生意除了老婆受到四十八天拘留之外，赔上个七八或十来万人民币是极有可能的事了。
　　这七、八、十来万人民币如何筹措起来，及时补还给珠农这里赊欠的珍珠款，何喜富翻来覆去思考着应对的办法。
　　他责怪自己不该高标去投包西泌湖蚌塘的新一轮承包，要不是这样，去年年前这几笔珍珠生意赚回的钱，就可用于这次应急了。
　　他也后悔自己不必硬要把自己蚌塘里这么一大批优质大蚌运到江西去作入股投资，要不是这样，现在也可以高价出卖，换钱来补付珠农这里赊欠的珍朱款。
　　想到这里，何喜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计从心来：我是不是可以把已插种好的珠蚌高价卖出去，换得一部分钱来补付给部分珠农这里赊欠着的珍朱款。
　　何喜富打算明天一早去写几张告示，贴在村里村外，让需要的珠农来蚌塘购买。
　　这样做，虽然自己是明摆着亏大了，但毕竟珠农这边有了一个交待，有了这一个念头后，何喜富倒还心安理得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何喜富就起床了，他先来到屋后菜园子里的那个自留塘，摸着饱满健壮的珠蚌，心里感觉酸溜溜的，像这样饱满健壮的珠蚌，再过七八个月肯定可剖挖出又大又圆的珍珠了，要是在之前，自己打死也不肯卖掉这种珠蚌的，如今赊欠着这么多珠农的珍珠款，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
　　他走出菜园子，沿着门前那条路，去代销店里买来了一张红纸，拿回家把红纸对折撕开，又把撕开后的红纸再对折撕开，写成了四张有关优价出售带珠河蚌的广告，并趁着村口路边行人还稀少的时候张贴到了墙上。
　　贴好广告之后，何喜富又回到家里，自己煮了一碗面条吃吃，吃完后就往西泌湖蚌塘走去。
　　何喜富来西泌湖的时候，老书记已肩扛一把锄头，手提一只小圆竹篮，巡回在蚌塘边，他边走边弯腰拣起塘边的几个田螺。
　　“老支书你这么早来这里干嘛呀，家里多休息一会儿吗。”何喜富边说边朝老支书这边走了过去。
　　老支书也站在塘边远远地回过话来，他说：“人老了早上就睡不着了，这也好，早点过来先照看一下，好让思强早上多睡一会儿，年轻人十有八九早上贪睡，再说他白天也很辛苦，多睡一会养养力也好。”
　　老支书边说边朝何喜富走了过来的，走何喜富面前后，他突然惊叫起来：“喜富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下子瘦了这么多，看你眼睛都凹陷了这么多。”
　　“是吗？没什么的，只是感觉自己有点累了。”说着，他又朝草棚走去，边走边问老支书说：“思强他是不是还睡着？”
　　“应该是吧，”老支书已走出一段路后又回个头来回答何喜富。
　　何喜富走进草棚的时候，何思强已起床在灶边边做早饭吃，他捧着一碗咸菜炒饭到桌面上吃时，何喜富就在何思强面前坐下，轻声细语地说：“爸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
　　看着父亲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神情跟自己说话，何思强突然觉得有所奇怪了，他朝父亲看看，发现脸色青黄、双眼凹陷，也就突然惊叫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人一下子变得这么消瘦了？”
　　“爸有心事？”
　　“是不是妈出事了？”
　　其实，何月红从广州一个人回来，回来后两夫妻又把何喜富叫到家里去说话，这行动已让何思强有所怀疑自己母亲可能在广州遇到了麻烦，他本想跟月红姐或父亲打听确切情况，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何喜富本来也不想把这件事这么快告诉何思强，担心这事影响到他的工作情绪，但现在考虑到要卖掉珠蚌这一件事时，不得不把这件事说给儿子听。
　　“是的，你妈去广州贩销珍珠这事，被广州公安部门查获了，现在你妈被广州公安局拘留，三百多斤珍珠被没收了。”何喜富硬咽着说。
　　“啊，那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啊！”何思强拍着桌子猛地站了起来，在草棚屋里急匆匆地来回徒步着。
　　看把儿子急成这个样子，何喜富也是心疼的很，他连忙告诉儿子说：“这个事到底会有多少损失现在还说不定，镇里的姚书记已派姚大江、魏贤桥、何梦根三人，分别代表镇政府、市场管委会、村委会去广州找警方协调，通过组织出面，争取把没收的珍珠要回来。”
　　“这能要回来吗？”何思强叫嚷着问自己的父亲何喜富。
　　何喜富慢吞吞地回答儿子何思强说：“事已至此，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啊。”
　　何思强又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他双手捧着头，低头沉思着。
　　何喜富见儿子的性子已耐了下来，就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思强啊，虽然姚书记派人去广州找警方协调了，但我想，即使能把已被他们没收的珍珠全部要回来，罚款几万也是肯定的，如果不是罚款，被国家低价收购也有可能，这笔生意亏是亏定了。”
　　何思强还是扒着头听着，一动也不动，也不说一句话。
　　何喜富不管儿子思强有没听自己所说的话，还是继续说着自己想说的事：“亏了就付不出六十多位珠农这里赊欠着珍珠款，所以，我想把我们已插种了珠蚌卖出去，以此换来的钱来补付珠农的珍珠款。”
　　何思强又猛地跳了起来，他瞪着眼睛跟父亲何喜富说：“爸，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更加亏了吗？现在这珠蚌每只卖上十元也就十元，可到年底挖出珍珠来，每只恐怕可赚到三十、五十元呢。”
　　这时，何喜富也站了起来，他走到儿子思强面前说：“这个道理我懂，我也是忍痛割爱作出这个决定的，因为，现在按姚书记的意见，我们把你妈在广州出事的消息封锁着，但要想封到底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人在广州做珍珠生意，总有一天他们把消息传过来，如果这里的珠农都知道我们出事了，他们也拿不到珍珠款，说不定还会来争抢我们这里的珠蚌呢。”
　　何喜富拍拍何思强的肩膀，哽咽着嗓音说：“儿子，听我的，亏也得亏我们自己，珠农这里欠着的，能还上就早点还上好，我们的牌子不能到”
　　何思强猛一转身，跑出草棚，坐在蚌塘边，低头扒在双腿上，伤心地哭了起来。